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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爱农

(范爱农(1883—1912):名肇基,字斯年,号爱农。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,浙江绍兴皇甫庄人。)

在东京的客店里,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①,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,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,大概是:

“安徽巡抚②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,刺客就擒。”

①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:都是日本资产阶级报纸。下文的《二六新闻》应为《二六新报》,以刊载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著称。1907年7月8日和9日的东京《朝日新闻》,都载有报道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新闻。

②巡抚:清代的省级最高官员。

大家一怔之后,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,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,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,又不专看教科书的,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①,他留学回国之后,在做安徽候补道②,办着巡警事物,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①徐锡麟(1873—1907年):字伯荪,浙江绍兴人,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。1905年,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,培植反清革命骨干。1906年春,为便于从事革命活动,筹资捐了候补道,同年秋被分发到安徽。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,7月6日(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),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,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,刺杀安徽巡抚恩铭,并率少数学生攻占军械局,弹尽被捕,当天即遭杀害。

②候补道:即候补道员。道员是清代官名,分总管省以下、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。据清代官制,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都可以取得道员官衔,但不一定有实际职务。一般没有实际职务的道员,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,听候差委,称为候补道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,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,秋瑾①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,徐锡麟是被挖了心,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,筹集川资;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②了,撕乌贼鱼下酒,慷慨一通之后,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①秋瑾(1875—1907年):字璇卿,号竞雄,别署鉴湖女侠,浙江绍兴人。1904年赴日本留学,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,先后加入光复会、同盟会。1906年春回国。1907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,组织光复军,和徐锡麟分头准备在安徽、浙江两省起义。徐锡麟起义失败后,秋瑾亦被清政府逮捕,同年7月15日(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)在绍兴轩亭口就义。

②日本浪人:指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、四处流浪的武士。江户时代(1603—1867年),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,一时浪人激增。他们无固定职业,常受雇于人,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,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时,就常以浪人为先锋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,吊烈士,骂满洲;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,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:一派要发电,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,但当我说出之后,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:

“杀的杀掉了,死的死掉了,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,长头发,眼球白多黑少的人,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,我发言大抵就反对;我早觉得奇怪,注意着他的了,到这时才打听别人:说这话的是谁呢,有那么冷?认识的人告诉我说:他叫范爱农,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,觉得他简直不是人,自己的先生被杀了,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,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,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,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?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······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,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,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,心里更悲愤,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,我也不做,不知谁承认做去了;其次是大家走散,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,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,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,当初以为是满人,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;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,要革命,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,到底忘却了,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,我在故乡做教员,大概是春末时候罢,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,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,我们便同时说:——

“哦哦,你是范爱农!”

“哦哦,你是鲁迅!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,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,然而奇怪,只这几年,头上却有了白发了,但也许本来就有,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,破布鞋,显得很寒素。谈起自己的经历来,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,不能再留学,便回来了。回到故乡之后,又受着轻蔑,排斥,迫害,几乎无地可容。现在是躲在乡下,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,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,于是我们便喝酒。从此他每一进城,必定来访我,非常相熟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,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,便问他:——

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,而且故意似的,究竟是什么缘故呢?”

“你还不知道?我一向就讨厌你的,——不但我,我们。”

“你那时之前,早知道我是谁么?”

“怎么不知道。我们到横滨①,来接的不就是子英②和你么?你看不起我们,摇摇头,你自己还记得么?”

①横滨:日本本州岛中南部港口城市,神奈川县首府。在东京湾西岸。

②子英:陈浚(1882—1950年),浙江绍兴人。

我略略一想,记得的,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,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汽船一到,看见一大堆,大概一共有十多人,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,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,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,便放下公事,拿着仔细地看。我很不满,心里想,这些鸟男人,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自己不注意,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检验完毕,在客店小坐之后,即须上火车。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,甲要乙坐在这位子,乙要丙去坐,做揖未终,火车已开,车身一摇,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我那时也很不满,暗地里想:连火车上的坐位,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。自己不注意,也许又摇了摇头。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,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。岂但他呢,说起来也惭愧,这一群里,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①烈士,被害的马宗汉②烈士;被囚在黑狱里,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。而我都茫无所知,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。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,却不在这车上,因为他在神户③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。

①陈伯平(1885—1907年):名渊,自号“光复子”,浙江绍兴人。他是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,曾两次赴日本学警务和制造炸弹。1907年6月与马宗汉同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;起事时在军械局的战斗中阵亡。

②马宗汉(1884—1907年):字子畦,浙江余姚人。1905年去日本留学,次年回国;1907年6月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;起事中据守军械局,弹尽被捕,备受酷刑后于8月24日就义。

③神户:日本本州岛西南部港口城市,兵库县首府。在大阪湾西北岸。

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,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。让坐时喧闹,检查时幽静,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,试问爱农,果然是的。

“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?是谁的?”

“还不是我们师母的?”他瞪着他多白的眼。

“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,又何必带这东西呢?”

“谁知道呢?你问她去。”

到冬初,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,然而还喝酒,讲笑话。忽然是武昌起义①,接着是绍兴光复②。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,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,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①武昌起义:即狭义的辛亥革命。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由同盟会等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。

②绍兴光复:据《中国革命记》第三册(1911年上海自由社编印)记载:辛亥九月十四日(1911年11月4日)“绍兴府闻杭州为民军占领,即日宣布光复”。

“老迅,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

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,满眼是白旗。然而貌虽如此,内骨子是依旧的,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,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,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……。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,几个少年一嚷,王金发①带兵从杭州进来了,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。他进来以后,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,大做王都督②。在衙门里的人物,穿布衣来的,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,天气还并不冷。

①王金发(1882—1915年):名逸,字季高,浙江嵊县人。原为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,后由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介绍加入该会。1911年11月10日,他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,11日成立绍兴军政分府,自任都督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在1915年7月13日被袁世凯的走狗、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。

②都督:官名。辛亥革命时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。以后改称督军。

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,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。爱农做监学,还是那件布袍子,但不大喝酒了,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他办事,兼教书,实在勤快得可以。

“情形还是不行,王金发他们。”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,慷慨地说,“我们要办一种报①来监督他们。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,一个是德清②先生。为社会,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。”

①指《越铎日报》,1912年1月3日在绍兴创刊,1912年8月1日被捣毁。作者是该报发起人之一,并曾撰写《〈越铎〉出世辞》(收入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)。

②德清:孙德卿(1868—1932年),浙江绍兴人。当时的一个开明绅士,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。

我答应他了。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,发起人诚然是三个。五天后便见报,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;此后是骂都督,都督的亲戚、同乡、姨太太……。

这样地骂了十多天,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,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,还骂他,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。

别人倒还不打紧,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,叮嘱我不要再出去。但我还是照常走,并且说明,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,他虽然绿林大学①出身,而杀人却不很轻易。况且我拿的是校款,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,不过说说罢了。

①绿林大学:西汉末年王匡、王凤等率领农民在绿林山(今湖北当阳县东北)起义,号“绿林兵”;“绿林”的名称即起源于此,后来用以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。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,号称万人,故作者在这里戏称他是“绿林大学出身”。

果然没有来杀。写信去要经费,又取了二百元。但仿佛有些怒意,同时传令道:再来要,没有了!

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,却使我很为难。原来所谓“诈取”者,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,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。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,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。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,第一个问题是:收不收?决议曰:收。第二个问题是:收了之后骂不骂?决议曰:骂。理由是:收钱之后,他是股东;股东不好,自然要骂。

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。都是真的。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,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,质问我道:

“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?”

“这不是股本……”

“不是股本是什么?”

我就不再说下去了,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,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,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,不肯为社会牺牲,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。

然而事情很凑巧,季茀①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。爱农也很赞成,但颇凄凉,说:——

①季茀:许寿裳(1882—1948年),浙江绍兴人,教育家。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,后又在教育部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广东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。与作者交谊甚笃。著有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等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在台湾大学任教。由于他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,致遭国民党反动派所忌,在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。此处所说“写信来催我往南京”,是指他受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,邀作者去南京教育部任职。

“这里又是那样,住不得。你快去罢……”

我懂得他无声的话,决计往南京。先到都督府去辞职,自然照准,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,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,不是校长了。后任是孔教会①会长傅力臣。

①孔教会:一个为袁世凯窃国复辟服务的尊孔派组织,1912年10月在上海成立,次年迁北京。当时各地封建势力亦纷纷筹建此类组织。绍兴的孔教会会长傅励臣是前清举人,他同时兼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和绍兴师范学校校长。

报馆案①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,被一群兵们捣毁。子英在乡下,没有事;德清适值在城里,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。他大怒了。自然,这是很有些痛的,怪他不得。他大怒之后,脱下衣服,照了一张照片,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,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,向各处分送,宣传军政府的横暴。我想,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,尺寸太小,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,如果不加说明,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,倘遇见孙传芳②大帅,还怕要被禁止的。

①报馆案:指王金发所部士兵捣毁《越铎日报》馆一案。时在1912年8月1日,作者早已于五月离开南京,随教育部迁到北京。这里说“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”,记忆有误。

②孙传芳(1885—1935年):山东历城人,北洋直系军阀。1926年夏他盘踞江浙等地时,曾以保卫礼教为由,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采用裸体模特儿。

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,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。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。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,这是他非常希望的,然而没有机会。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,也时时给我信,景况愈困穷,言辞也愈凄苦。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,便在各处飘浮。不久,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,说他已经掉在水里,淹死了。

我疑心他是自杀。因为他是凫水的好手,不容易淹死的。

夜间独坐在会馆里,十分悲凉,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,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,虽然并无证据。一点法子都没有,只做了四首诗①,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,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。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,起首四句是:“把酒论天下,先生小酒人,大圜犹酩酊,微醉合沉沦。”中间忘掉两句,末了是“旧朋云散尽,余亦等轻尘。”

①作者悼范爱农的诗《哀范君三章》,实际上是三首。最初发表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《民兴日报》,署名黄棘,后收入《集外集》。下面说的“一首”指第三首,其五六句是“此别成终古,从兹绝绪言”。

后来我回故乡去,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。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,因为大家讨厌他。他很困难,但还喝酒,是朋友请他的。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,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,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,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。

“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,拆开来一看,是鲁迅来叫我的。”他时常这样说。

一天,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,回来已过夜半,又是大风雨,他醉着,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。大家劝阻他,也不听,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。但他掉下去了,虽然能凫水,却从此不起来。

第二天打捞尸体,是在菱荡里找到的,直立着。

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①。

①关于范爱农之死,1912年夏历2月27日范爱农在给作者信中,曾有“如此世界,实何生为?盖吾辈生成傲骨,未能随波逐流,惟死而已,端无生理”等语。作者怀疑他可能是投湖自杀。

他死后一无所有,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。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,因为一经提议,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,——其实还没有这笔款,大家觉得无聊,便无形消散了。

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?倘在上学,中学已该毕业了罢。

十一月十八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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