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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智部·见大卷一 诸葛亮

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。亮答曰:“治世以大德,不以小惠。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: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,每见启告,治乱之道悉矣,曾不及赦也。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,何益于治乎?”及费祎为政,始事姑息,蜀遂以削。

[冯述评]

子产谓子太叔曰:“唯有德者,能以宽服民;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,民望而畏之,故鲜死焉;水懦弱,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”

太叔为政,不忍猛而宽。于是郑国多盗,太叔悔之。

仲尼曰:“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;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

商君刑及弃灰,过于猛者也;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,过于宽者也。

《论语》赦小过,《春秋》讥肆大眚。合之,得政之和矣。

译文

有人批评诸葛亮(三国时代蜀国宰相,字孔明,隐居隆中,人称卧龙,刘备三访始获见,后佐刘备建国于蜀,与东吴、魏鼎足而立,拜为丞相,封武乡侯)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。诸葛亮回答说:“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、仁德之心,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。所以匡衡(汉朝人,累官至丞相,封乐安侯)、吴汉(东汉人,字子颜,封度平侯)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。先帝(指刘备,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)也曾说过:我曾与陈元方(名纪,东汉?颍川人)、郑康成(名玄,东汉大儒,生平著述甚多)交往,从他们的言谈中,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,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;又如刘景升父子(即刘表、刘琮。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,刘表死后,刘琮投降曹操)年年都大赦人犯,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?”

后来费祎(三国蜀人,与董允齐名,累官至尚书令,封成乡侯)主政,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,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。

[冯评译文]

子产(名公孙侨,春秋郑国人,时晋楚争霸,郑处两强之间,子产周旋其间,卑亢得宜,保持无事)对太叔(即子太叔,名游吉,春秋郑国人,继子产为政,能宽不能猛,郑国多盗)说:“只有最具仁德的人,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;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。猛烈的大火,人看了就害怕,因此很少人被烧死;平静的溪流,人们喜欢接近嬉戏,却往往被淹死。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。”

后来太叔治理国家,不忍用严厉的方法,于是郑国盗匪猖獗,太叔非常后悔。

孔子说:“行政过于宽容,百姓就容易轻慢,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;过于严厉,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,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。用宽容来调和凶残,用严厉来调和轻慢,才能做到人事通达,政风和谐。”

商鞅(战国卫国人,佐秦孝公变法,使秦富强)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(古代肉刑之一,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,又称墨刑),这样就太过严苛了。”

梁武帝(萧衍,长于文学、书法,迷信佛教)看见执行死刑,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,这样又太过宽容。

《论语》有“宽赦小过错”之说,《春秋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,二者只有调和得宜,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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