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文襄巡抚江南日，巨珰王振当权，虑其挠己也。时振初作居第，公预令人度其斋阁，使松江作剪绒毯，遗之，不失尺寸。［边批：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，遂千古笑端。］振益喜。凡公上利便事，振悉从中赞之，江南至今赖焉。
［评］
秦桧构格天阁。有某官任江南，思出奇媚之，乃重赂工人，得其尺寸，作绒毯以进，铺之恰合。桧谓其詗己内事，大怒，因寻事斥之。所献同而喜怒相反，何也？谓忠佞意殊，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，此恐未然。大抵振暴而骄，其机浅，桧险而狡，其机深；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，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，此所以异与？
世之訾文襄者，不过以媚王振，及出粟千石旌其门，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，皆非高明之举，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。时四方灾伤荐告，司农患贫，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，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，公故以身先之。明示旌门之为荣，而纳官之不为辱，欲以风励百姓。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，未可轻议也。
倭躏姑苏，戟婴儿为戏。唐公顺之时家居，一见痛心，愤不俱生。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，严分宜幸客也。公挺身往谒，与陈机略，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。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，视师浙直，因任胡宗宪。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，故无掣肘之虞，始得展布，以除倭患。
［焦弱侯曰］
德顺之字，晚年为分宜所荐，至今以为诟病。尝观《易》之《否》，以“包承小人”为大人吉，甚且包畜不辞，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，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。汉人有言，中世选士，务于清悫谨慎，此妇女之检柙，乡曲之常人耳。呜呼！世多隐情，惜已之人，殆难与道此也。正德时逆瑾鸱张，刘健、谢迁皆逐去，而李东阳独留，益务沉逊，时时调剂其间，缙绅之祸，往往恃以获免。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，不思孝宗大渐时，刘、谢、李同在榻前，承受顾命，亲以少主付之，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，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，宁不负先帝之托耶？则李义不可去，有万万不得已者。李晚年，有人谈及此，辄痛哭不能已。呜呼！大臣心事，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，岂独应德哉？
译文
明朝人周忱任江南巡抚期间，正值大宦官王振当权。周文襄怕王振借机刁难，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，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，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定做地毯送给王振做为贺礼。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，王振非常高兴。以后，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，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。江南的百姓到今天还蒙受这福泽。［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，遂为千古笑端。］
［评译文］
秦桧修建格天阁时，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，想别出新裁，好巴结秦桧，就重金贿赂建筑工人，取得厅堂的尺寸，特别定做绒毯献给秦桧，由于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，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，非常生气，常借事斥责这名官员。
同样是呈献绒毯，结果却一怒一喜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有人认为这是忠奸不同，所以各得其不同的报应。我却不以为然，我认为王振虽然骄横、暴虐但心机并不深沉；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重。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致名声；秦桧却是怕遭谋刺，所以以小人心严防众人，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吧。
世人批评周文襄，认为他为谄媚王振，捐米千石获朝廷颁旌旗表扬，及为子求官而献马，这两件事都不是高明之举。我却认为周文襄捐米、献马都有他的用意。当时天下兵祸连连，各州府库空虚，周文襄上奏朝廷，请免江南各州课税若干万，因而建议鼓励百姓“捐米买官”，借以充实府库财源才是两全之策。所以周文襄率先捐米，昭示百姓能获朝廷表扬是件光荣之事；而献金求官也非可耻，想借此鼓励百姓捐输。这不和卜式（汉朝人，以牧羊致富，武帝征匈奴时卜式捐输家财助军）踊跃捐输劳军的作风一样吗？由此看来，后人不可轻易批评周文襄。
明朝时倭寇蹂躏姑苏城，倭贼互用刀戟刺杀婴儿为乐。唐顺之当时闲居在家，见倭贼的凶残非常痛心，不惜与倭贼同归于尽。当时海上督军赵文华是丞相严嵩的宠客，唐顺之冒死求见，陈述制敌战略，终于说服赵文华保荐自己为职方郎中（官名，属兵部，掌天下地图舆籍），接着又启用名将胡宗宪。胡宗宪当时也曾厚礼奉迎严嵩，以讨严嵩欢心，所以才能从容计划、放手讨贼，没有因受牵制而无法平贼的顾虑。
［焦弱侯评译文］
唐顺之晚年因接受严嵩举荐，到今天仍遭到世人讥评。
《易卦》上不是说过，有时君子要能容忍小人，甚至要曲意奉承，才能灾尽吉来。有志胸怀天下的志士，怎可为保一生的清誉，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呢？
汉朝时有人说：“选拔士人一定要求清白谨慎。”这不过是妇人村夫之见。世事本就复杂，爱惜自己的人，是很难去跟别人说论自己作为背后的难言之隐的。
明朝正德年间，阉臣刘瑾专权凶暴，贤臣刘健（字希贤，谥文靖）、谢迁（字千乔，与刘健、李东阳同心辅政，天下称贤相。武宗时请诛刘瑾，不为武宗接纳，于是辞官，卒谥文正）等人都纷纷辞官归隐。只有李东阳（字宾之，孝宗时受皇命辅武宗，卒谥文正）不但仍尽心在朝辅政，并且言行更加谨慎，时时居间调解各朝臣间的冲突，许多乡绅豪族也都赖李东阳暗中庇护才保全性命。现在世人都责备李东阳不能为保节而辞官，却不曾想到当年孝宗崩逝前，刘健、谢迁、李东阳三人在孝宗病榻前，接受先皇亲口托付的幼主，假使李东阳也和刘、谢二人一样辞官归隐，那么国事将败坏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，这岂不是辜负孝宗的重托吗？由此看来，李东阳不辞官，实在有他万不得已的苦衷。
李东阳晚年时，曾与友人谈及此事，常痛哭不止。唉！看来许多大臣的苦心都不被迂儒所见谅，又何止是唐顺之一人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