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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

“哎唷!咱们的老卡列克又来了!”

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小职员,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。他把身子靠着窗口,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,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,有心开玩笑,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,摔得那么准,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,还跳起来,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。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。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。

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,停下来说:“喂,西蒙宁,别跟人捣乱;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。不管当事人怎么穷,到底也是个人!”

凡是当跳沟的,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,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。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,向法院递状子以外,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,带送情书什么的。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,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:永远不哀怜人,一味的撒野,不守规矩,常常编些小调,喜欢挖苦人,又贪心,又懒惰。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,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。

“他要是个人,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?”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。

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,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;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,提着一条腿,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。

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,拟一份状子的底稿,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,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。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,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:“这怪物,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?”

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:

“……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……(喂,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,十八两字不能用亚剌伯字!)……自重掌大政以后,即深知……(深知什么呢,这大滑头?)……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!……(加惊叹号,后面加六点。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,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),故圣虑所及,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,——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,——将不少忠实臣下(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)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,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,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,或拨归公共机关,一律发还;吾人不揣冒昧,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××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……”

念到这里,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:“等忽儿,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。”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。

“喂,你们要开玩笑的话,只消告诉他,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,看这老坏蛋来不来。”

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:“颁布于一八……(你们赶上没有?)”

“赶上了,”三个书记一齐回答。

谈话,起稿,捉弄人的计划,都在那里同时进行。

“颁布于一八……(喂,蒲加老头,诏书是哪年颁布的?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!纸张倒耗费不少了。)”

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,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:“真要命!”

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,嚷道:“怎么!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?”

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,说道:“一点不错;他写的是: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!……”

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西蒙宁嚷道:“怎么,于莱先生,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?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!”

“快点儿抹掉!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,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?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。于莱先生,以后别这样乱搅!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!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。”

高特夏还在问:“颁布于……颁布于……(蒲加,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?)”

“一八一四年六月,”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。

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,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。五个胃口极好,目光炯炯,眼神含讥带讽,小脑袋,卷头发的职员,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“进来!”便一齐抬起头来。

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(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),继续写他的账单。

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,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。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,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。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,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,三角形的勃里乳饼,新鲜的猪排,玻璃杯,酒瓶,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。这些食物的腥味,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,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,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,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。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。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,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;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。他那时正在跑法院。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。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,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,拍卖的公告,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,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;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!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,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,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,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,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,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。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,标着大主顾的姓名,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。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。并且,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,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:大家在这儿进出,谁也不在这儿逗留,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在主人眼里,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,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,在职员是一个教室: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。满是油垢的家具,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,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,切羊皮纸条的模子,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;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。所以这个尘埃遍地,光线不足的事务所,跟别的事务所一样,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,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。固然,魔窟还不限于此: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量,计算价钱的;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,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,歌衫舞袖的下场,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。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,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。但赌场,法院,娼寮,奖券发行所,全是污秽凌乱,不堪入目的。为什么?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,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;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,也不外乎这个原因。

“我的刀子在哪儿?”

“我吃早饭呢!”

“该死!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!”

“诸位,别闹啊!”

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,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,正在关门。可怜虫战战兢兢,动作很不自然。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,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,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。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,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,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。

“先生,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?”

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,仿佛说:“我是聋子。”

“先生,你有什么事啊?”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,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;他手里晃着刀子,交叉着腿,把翘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。

那倒霉蛋回答:“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,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。”

“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?”

“是的,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……”

“东家还睡着呢,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,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。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,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……”

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,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,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,唯恐挨打似的。由于职业关系,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,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,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。他显然是很累了,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。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。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,只得叽里咕噜的走掉,可是决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。

他回答说:“先生,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,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,我可以等他起床。”

蒲加把账结好了,闻到他的巧克力香,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,把老人打量了一番,瞧着那件卡列克,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。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,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,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,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。

“先生,他们说的是实话。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。倘若你案情严重,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。”

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,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。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,脸上往往变化多端,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;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,便不再理会那老人,只管吃他们的早点,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。

临了,老人说道:“好吧,先生,我今天晚上再来。”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,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。

一般可怜虫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,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,使他们显露原形。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,他们就更急切的把自己交给上帝。

西蒙宁没等老头儿关上门,就说:“喝!这不是吹牛吗?”接着又道:“他的神气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。”

“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,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不,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,”高特夏说。

蒲加嚷道:“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?”

“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,”高特夏回答,“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摆七零八落,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。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,灌着水,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,难道你们没留意吗?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。”

台洛希道:“他可能又是贵族,又是当过看门的;那也有的是。”

蒲加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:“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,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。”

高特夏回答:“我可以赌东道,他要是当过兵,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。”

“好极了,”蒲加说。

“喂,先生!先生!”西蒙宁打开窗子叫起来。

“你干什么,西蒙宁?”蒲加问。

“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;他一定知道的。”

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。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。

“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?”高特夏嚷道。

“让我来对付罢。”蒲加回答。

可怜的人回进屋子,怯生生的低着眼睛,也许是怕过分贪馋的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。

蒲加和他说:“先生,能不能留个姓名,让敝东家知道……”

“敝姓夏倍。”

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莱,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:

“可是在埃洛阵亡的夏倍上校?”

“一点不错,”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,说完就走了。

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:

“哎哟!”

“妙啊!”

“嘿嘿!”

“噢!”

“啊!”

“这老滑头!”

“真有意思!”

于莱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,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:“特洛希先生,你看白戏看定了。”

大家又是叫又是笑,夹着一大堆惊叹辞,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。

“咱们上哪个戏院呢?”

“歌剧院!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且慢且慢,”高特夏抢着回答,“我没说请大家看戏。只要我高兴,我可以带你们上萨基太太那儿。”

“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。”

“怎么不算数?”高特夏回答。“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。诸位,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?请大家看点玩意儿。什么叫作看玩意儿?无非是看些可看的东西……”

西蒙宁插嘴道:“这么说来,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?”

高特夏继续说:“……同时是花了钱看的。”

特洛希道:“花了钱看的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玩意儿;你这个定义不准确。”

“听我说呀。”

“朋友,”蒲加道:“你明明是不讲理嘛。”

“那么居尔丢斯算不算玩意儿?”高特夏问。

“不算,”首席帮办回答道,“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。”

高特夏说:“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,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意儿。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,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。”

“胡说八道!”西蒙宁插了一句。

高特夏骂道:“仔细我打你嘴巴,小鬼!”

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。

高特夏尽管申说理由,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,便转换话题:“而且,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?夏倍上校明明死了,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法洛伯爵。法洛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。”

蒲加道:“这件公案搁到明天再说罢。诸位,工作要紧!该死!我们这儿简直一事不作。先把你们的状子写完,赶着第四民庭没开庭以前递进去。案子今天要开审的。来,快点儿!”

“倘若他果真是夏倍上校,西蒙宁假装聋子的时候,还不赏他一脚吗?”台洛希这么说着,认为这个理由比高特夏的更充分。

蒲加接着说:“既然事情还没分晓,不妨马马虎虎,到喜剧院去瞧泰玛演尼罗罢。咱们定一个二等包厢,给西蒙宁买张正厅票。”

首席帮办说完便在书桌前面坐下,大家也跟着坐下了。高特夏重新念他的稿子:“颁布于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六月——(要写全文,不能用亚剌伯数字。你们赶上没有?)”

两个抄副本的和一个抄正本的一齐回答:“赶上了。”他们的笔尖在公文纸上格吱格吱的响着,办公室内的声音活像小学生捉了上百只黄金虫关在纸匣里。

起稿员嘴里又念着:“恳请钧院诸位大人……(慢点儿!我得把句子再看一遍,连我自己都搅不清了。)”

蒲加也在那里自言自语:“四十六……(嗯,不错,一个人常常会搅不清的!……)加三等于四十九……”

高特夏把底稿重新看过了,一口气念道:“恳请钧院诸位大人仰体圣谕意旨,对荣誉团秘书处之行政措施迅予纠正,釆用吾人以上申说之广义的观点制成判决……”

小职员插嘴道:“高特夏先生,要不要喝一口水?”

“西蒙宁真淘气!”蒲加说。——“喂,小家伙,赶快把这包东西送到安伐里特宫去。”

高特夏继续念他的文件:“……以保障葛朗里欧子爵夫人之权益……”

首席帮办听了叫起来:“怎么!你胆敢为葛朗里欧子爵夫人告荣誉团的官司作状子吗?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。啊!你真是个大傻瓜!赶快把你的状子,连正本副本一齐丢开,等将来办拿伐兰告救济院案子的时候再用罢。时间不早了,我要办一份等因奉此的申请状,还得亲自往法院走一遭……”

上面那一幕可以说是人生趣事之一,将来谁回想起青春时代,都不由得要说一声:“啊,那个时候才有意思哇!”

半夜一点光景,自称为夏倍上校的老人跑来敲但尔维先生的门了。但尔维是塞纳州初级法院治下的诉讼代理人,虽然年纪很轻,在法院中已经被认为最精明强干的一个。门房说但尔维先生还没回来,老人说是有约在先,便上楼走向法学大家的屋子。将信将疑的当事人打过了铃,看见首席帮办在东家饭厅里的桌子上整理一大堆案卷,预备第二天依次办理,不由得大为诧异。帮办见了他也同样吃了一惊,向上校点点头,让他坐下了。

“先生,你把约会定在这个时间,我还以为是说笑话呢,”老头儿说着,像一个潦倒的人勉强堆着笑容一样,特意装作很高兴。

首席帮办一边工作一边回答:“帮办们说的话虚虚实实,不一定都是假的。但尔维先生有心挑这个时间来研究案子,筹划对策,确定步骤,布置防线。他的过人的智慧这时候特别活跃,因为他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间才得清静,想得出好主意。他开业到现在,约在半夜里商量案子的,你是第三个。东家晚上回来,把每桩案子都考虑过,每宗文件都看过,忙上四五个钟点,然后打铃叫我进去,把他的用意解释给我听。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,他接见当事人;余下的时间都有约会;晚上出去应酬,保持他的社会关系。因此他只有夜里才能研究案情,在法典中找武器,决定作战计划。他一桩官司都不肯打输,对他的艺术爱好到极点,不像一般代理人那样无论什么案子都接。你看他多忙,所以钱也挣得很多。”

老人听着这番解释,一声不出,古怪的脸上表现一副痴呆的神气;帮办看了一眼,不理他了。一会儿但尔维穿着跳舞服装回来了;帮办替他开了门,仍旧去整理案卷。年轻的代理人在半明半暗中瞥见那个等着他的怪当事人,不由得愣了一会。夏倍上校一动不动,跟高特夏想请同事们去瞧的,居尔丢斯陈列馆中的蜡人像一个样儿。待着不动的姿势,倘不是对幽灵似的整个外表有陪衬作用,还不至于教人惊奇。但这老军人又瘦又干;脑门故意用光滑的假发遮着,带点儿神秘意味。眼睛里头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翳,可以说是一块肮脏的螺钿,在烛光底下发出似蓝非蓝的闪光。惨白而发青的脸又长又瘦,正是俗语所说的刀锋脸,像死人的一样。脖子里绕着一条品质恶劣的黑绸领带,在他上半身成为一条棕色的线,线以下的身体被黑影遮掉了。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大可把这个老人的头看作什么物像的影子,或是没有装框子的伦勃朗笔下的肖像。帽子的边盖在老人额上,把上半个脸罩着一个黑圈。这个天然而又古怪的效果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,使白的皱纹,生硬的曲线,像死尸般阴沉的气息,格外显著。僵着不动的身体,没有一点儿暖意的眼神,跟忧郁痴呆的表情,以及白痴所特有的丧失灵性的征象,非常调和:他的脸也就特别显得凄惨,非言语所能形容。但一个善于观察的人,尤其是诉讼代理人,在这个衰败的老头儿身上很能看出深刻的痛苦的痕迹,看出毁伤这个面貌的灾难的标记,好比成年累月的滴水把一座美丽的大理石像破坏了。当医生的,当作家的,当法官的,一看见这副神奇的丑相,就体会到整个的惨剧。这面目至少还有一点妙处,便是很像艺术家一边跟朋友们谈天,一边在镂刻用的石板上画的想入非非的图形。

生客看到诉讼代理人,不禁浑身一震,仿佛诗人在静寂的夜里被出其不意的声音把诗意盎然的幻想打断了。老人赶紧脱下帽子,站起来行礼;不料衬在帽子里面的那圈皮,油腻很重,把假头发黏住了,揭落了,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脑壳:一条可怕的伤痕从后脑起斜里穿过头顶,直到右眼为止,到处都是鼓得很高的伤疤。原来可怜的人戴这副肮脏的假头发,就是为遮盖伤痕的;两个吃法律饭的眼看假头发突然揭落,没有半点儿好笑的心思,因为破裂的脑壳简直惨不忍睹,你一瞥之下,立刻会想道:“啊,他的聪明都打这里溜掉了。”

蒲加心里想:“他要不是夏倍上校,至少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人!”

“先生,”但尔维招呼他,“请教贵姓?”

“鄙人是夏倍上校。”

“哪一位夏倍上校?”

“在埃洛阵亡的那个,”老人回答。

听了这句奇怪的话,帮办与代理人彼此瞅了一眼,意思是说:“嘿,简直是个疯子!”

上校又道:“先生,我想把自己的情形只告诉你一个人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,凡是诉讼代理人天生都胆子很大。或许因为平时接触的人太多了,或许因为知道自己有法律保护,或许因为对本身的职务抱着极大的信心,所以他们像教士与医生一样,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害怕。但尔维向蒲加递了个眼色,蒲加便走开去了。

“先生,”代理人说道,“白天我倒并不怎么吝啬时间;可是夜里的每一分钟我都是宝贵的。因此请你说话要简洁,明白。只讲事实,不涉闲文。需要说明的地方,我会问你的。现在你说罢。”

年轻的代理人让古怪的当事人坐了,自己也坐在桌子前面,一边听着那阵亡上校的话,一边翻阅案卷。

上校开言道:“先生,也许你是知道的,我在埃洛带领一个骑兵联队。缪拉那次有名的冲锋是决定胜利的关键;而我对于缪拉袭击的成功又颇有功劳。不幸我的阵亡变了一桩史实,在《胜利与武功》上报告得非常详细。当时我们把俄罗斯的三支大军截成两段,但他们立刻合拢,我们不得不回头杀出去。击退了一批俄军,正向着皇帝统率的主力冲回去的时候,忽然遇到一大队敌人的骑兵。我向那些顽敌直扑过去,不料两个巨人般的俄国军官同时来攻击我:一个拿大刀往我头上直劈下来,把头盔什么都砍破了,直砍进我贴肉的黑绸小帽,劈开了脑壳。我从马上翻下来。缪拉赶来救应,带着一千五百人马像潮水般在我身上卷过,那真是非同小可!他们报告皇帝,说我阵亡了。皇帝平时待我不错,那一次猛烈的冲锋我又是有功的;他为谨慎起见,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把我救过来,派了两名军医来找我,预备用担架抬回去;他吩咐他们:‘去瞧瞧可怜的夏倍是不是还活着。’也许当时口气太随便了些,因为他真忙。那些可恶的医生早先眼看我被两个联队踏过了,大概不再按我的脉搏,便说我死了。于是人家按照军中的法律程序,把我的阵亡做成了定案。”

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,故事虽然离奇,却很像真的;便放下案卷,把左肘撑在桌上,手托着头,目不转睛的看着上校。

他打断了对方的话,说道:“先生,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,法洛伯爵夫人吗?”

“你是说我的太太!是的,先生,我知道。就为这个缘故,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奔走了上百次,毫无结果,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,决意来找你的。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,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,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,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。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,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。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,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。要不然,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,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?说到这里,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,那是事后才知道的。一八一四年,我在斯图加特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,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。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和我解释,说我受伤的当口,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。牲口和人都像小孩子摺的纸玩意儿一般被打倒了。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,一定把我压在下面,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,也不至于受到流弹。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。可是先生,当时一醒过来,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,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。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,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;睁开眼睛,又看不见一点东西。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,也极显著的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。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,也知道我快死了。这个念头,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、无法形容的苦楚,对我不生作用。耳朵轰轰的响着。我听见,或者自以为听见,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,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。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,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,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。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,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,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。最后,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,发觉在我的脑袋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留有一个空隙。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。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,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,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,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,上面斜靠在一起,底下分开着。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掏,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,居然很运气,碰到一条手臂,像赫格利斯一般的手臂,救了我的命。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,我早就完了。你不难想象,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,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;我说我们,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。我毫不放松的顶上去,居然达到了目的;因为你瞧,我不是活着吗?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,从人肉堆中翻上来,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。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,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,维持我的呼吸。临了,先生,我终于见了天日,冰天雪地中的天日!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。幸而我的血,那些同伴的血,或是我的马的烂肉,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,凝结之下,好像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。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,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。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;等到苏醒过来,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,我便大声叫救命,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。太阳出来了,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。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来呢?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,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,把身子往上挣扎。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:‘可怜的好汉,我向你们致敬!’的时候。总而言之,先生,那些该死的德国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,吓得只有逃命的分儿,教我看了又急又气;我这么说,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。过了不知多久,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,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;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。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,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简陋的木屋。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,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;听两位主人说来,想必是那种病。我死去活来,拖了半年,要就是一声不出,要就是胡言乱语。后来他们把我送进埃斯堡城里的医院。先生,你该明白,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,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;因此过了六个月,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,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,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,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;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。幸而,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,当然很关切我。那好人叫作斯巴区曼,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,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,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,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现我的日子与钟点,统统调查明白;又把我受伤的性质,部位,详细记录下来;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。可是这些重要文件,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份而在埃斯堡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,都不在我身边。后来因为战争关系,我被赶出埃斯堡,从此过着流浪生活,讨些面包度日;一提到历险的事,还被人当作疯子。所以我没有一个钱,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;而没有证件,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。为了伤口作痛,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,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,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。这些讪笑,这种怀疑,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,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,关在牢里。的确,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,你也不难看出人家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。两年之间,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:‘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夏倍上校呢!’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:‘唉,可怜!’关了两年之后,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,就变得性情忧郁,隐忍,安静,不再自称夏倍上校:唯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。噢!先生,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……”

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,就呆着出神了,但尔维耐着性子等着,不忍打扰他。

然后他又往下说:“后来有一天,正好是春天,他们把我释放了,给我十个泰勒,认为我各方面说话都很有理性,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。的确,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,便是现在,偶尔还有这感觉。我但求不成其为我。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,我就痛苦得要死。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,那就幸福了!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,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?”

“先生,”代理人说,“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。听着你的话,我觉得像做梦。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?”

“至此为止,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,”上校的神气挺悲伤。“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,作打官司的根据……”

“什么官司?”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,竟忘了他眼前的痛苦的处境。

“先生,法洛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?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,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。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,像我这样一个叫花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,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、结婚证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,他们就把我撵走,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:有的是冷冷的,有礼的,像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;有的用着粗暴蛮横的态度,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。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,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,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,埋在整个社会底下,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!”

“先生,请你把故事讲下去罢,”代理人说。

“请!”可怜的老头儿抓着年轻人的手叫起来,“请这个字儿从我受伤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……”

上校说着,哭了。他感激之下,连声音都没有了。他的眼神,动作,甚至于静默,所表现的深刻的意义,非言语所能形容,终于使但尔维完全相信,并且大为感动:

“听我说,先生,今天晚上我打牌赢了三百法郎,很可以拿出半数来促成一个人的幸福。我马上办手续,教人把你所说的文件寄来;没寄到以前,我每天借给你五法郎。你要真是夏倍上校的话,一定能原谅我只帮你这么一点儿款子,因为我是个年轻人,还得挣我的家业。好了,请你往下说罢。”

自称为的上校一动不动的待了好一会:没有问题,他所遭遇的千灾百难把他的信心完全毁灭了。他现在还追求军人的荣誉,追求他的家产,丢不开自己,大概只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,那是在任何人心中都有根芽的:炼丹家的苦功,求名的人的热情,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现,凡是一个人用事实用思想来化身为千万人而使自己伟大的,都是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。在上校心目中,所谓自我倒居于次要地位,正如在赌徒看来,得胜的虚荣和快感,比所赌的目的物更宝贵。这个人见弃于妻子,见弃于一切社会成规,前后有十年之久,一朝听到诉讼代理人的话当然认为奇迹了。多少年来被多少人用多少方式拒绝的十块金洋,居然在一个诉讼代理人手中得到了!相传有位太太害了十五年的寒热,一旦寒热停止,竟以为害了另外一种病:上校的情形就是这样。世界上有些幸福,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;真实现的时候,简直像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。因此那可怜虫感激的情绪太强烈了,没法用言语来表现。肤浅的人或许会觉得他冷淡,可是但尔维看他发愣,完全体会到他的忠厚老实。换了一个狡黯之徒,在那个情形之下一定会天花乱坠的说一套的。

“我讲到哪里了?”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像小孩子或者军人,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,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,尤其在法国。

“你说到在斯图加特,刚从监狱里出来,”代理人回答。

“你认识我的女人吗?”上校问。

“认识的,”但尔维点点头。

“现在她怎么样?”

“还是那么娇滴滴的。”

老人做了个手势,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;在战场上经过炮火,浴过血的人,都有这种克制功夫,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。他显得快活了些,因为呼吸舒畅了,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,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;他像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,说道:

“先生,倘若我是个美男子,绝不至于受那些苦难。女人相信的是三句不离爱情的男人。一朝喜欢了你,她们就百依百顺,替你出力,替你玩手段,帮你肯定事实,为你翻江倒海,无所不为。可是我,我怎么能打动女人的心?我的脸像个鬼,身上穿得像破靴党,不像法国人而像一个埃斯基摩人,但是一七九九年上我明明是个最漂亮的哥儿,我夏倍明明是个帝政时代的伯爵!……且说我被人家当做狗一般赶到街上的那一天,碰到刚才跟你提过的下士。那弟兄名叫蒲打。可怜他当时的模样和我半斤八两;我散步的时候瞧见了他,认得是他,可是他休想猜到我是谁。我们一块儿上酒店,到了那里,我一报姓名,蒲打就咧着嘴大笑,像一尊开了裂的臼炮。先生,他这一笑使我伤心到极点,它老实不客气让我感觉到自己面目全非,便是最感激最敬重我的朋友也认不得我了。我救过蒲打的性命,其实那是我还他的情分。他当初怎样帮我忙,也不用细表了。只要告诉你事情发生在意大利的拉凡纳。在一个不怎么上等的屋子里,我差点儿被人扎死,亏得蒲打救了我。那时我不是上校,只是个普通的骑兵,和蒲打一样。幸而那件事有些细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,经我一提,他对我的疑心就减少了。我又把奇奇怪怪的经历讲给他听。他说,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都变了;头发,牙齿,眉毛,都没有了;惨白的脸色像害着白皮症。虽是这样,他提出许多问话,听我回答得一点不错之后,终于承认这个叫花子原来真是他的上校。他把他的遭遇跟我说了,其离奇也不下于我的;他逃出西伯利亚想到中国去,遇到我的时候便是从中国边境回来。他告诉我俄罗斯战役的惨败,和拿破仑的第一次退位。这个消息给了我极大的打击。我们俩都是劫后余生的怪物,在地球上滚来滚去,像小石子般被大风浪在海洋中卷到东,卷到西,卷过了一阵。把两个人到过的地方合起来,有埃及,有叙利亚,有西班牙,有俄罗斯,有荷兰,有德意志,有意大利,有达尔美西亚,有英国,有中国,有鞑靼,有西伯利亚;只差印度和美洲没去!蒲打比我脚腿轻健,决意日夜兼程的赶往巴黎,把我的情形通知我太太。我给她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,那已经是第四封了,先生!倘若我有亲属的话,也许不会到这个田地;可是老实告诉你,我的出身是育婴堂,我的履历是军人;没有遗产,只有勇气;没有家族,只有社会;没有故乡,只有祖国;没有保护人,只有上帝。噢,我说错了!我还有一个父亲,就是皇帝!啊,倘若那亲爱的人还在台上,看到他的夏倍——他老是那么称呼我的,——像现在这副模样,他要不大发雷霆才怪。有什么办法!我们的太阳下山了,此刻我们都觉得冷了。归根结底,我妻子的杳无信息多半可以用政局的变动来解释。

“蒲打动身了。他才运气哇!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。我不能和他做伴;身上带着病,走不了长路,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蒲打和他的熊送了一程;分手的时候,先生,我哭了。在卡尔斯鲁埃,我头里闹神经痛,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的躺了六星期,睡在干草堆里。唉,先生,我过的叫花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,说也说不完。有了精神上的痛苦,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;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,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。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: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,请过客,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。我的路由是跟蒲打商量好的,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,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。直到巴黎,什么都没收到。那期间我饮泣吞声,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!我心里想:‘大概蒲打死了罢?’果然,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。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。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。最后我到了巴黎,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。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。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,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,袋里没有一个钱。真的,我身上的衣服全变成破布条了。进巴黎的上一天,我在格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。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,第二天进圣•马丁城关的时候发作起来,差不多晕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。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天主医院里的病床上。在那儿待了一个月,日子还算过得快活。不久我被打发出来,一文不名,但身体很好,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。我多么高兴的,急不及待的赶到白峰街,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,屋子还是我的产业呢!谁知白峰街变成旭塞•唐打街。我的屋子不见了,原来给卖掉了,拆掉了。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。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法洛,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。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。不料老律师死了,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一个年轻人。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,继承手续如何办理,我的妻子如何再嫁,又生了两个孩子等等全部告诉了我,使我大吃一惊。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,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,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。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起了夏朗东,决意小心行事。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,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。”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,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。“唉,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,里头回说不在;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。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,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。车子像闪电一般的过去,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: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,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。”老人说着,冷不妨在但尔维面前站了起来,嗄着嗓子叫道:“从那天起,我一心一意只想报复了。她明知道我活着;我回来以后,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。原来她不爱我了!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!一会儿想她,一会儿咒她。她的财产,她的幸福,哪一样不是靠了我?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!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!”

讲完这几句,老军人又往椅子里坐下,待着不动;但尔维默默无声,只管打量着当事人。终于他像出神一般的说道:

“事情很严重。即使存在埃斯堡的文件真实可靠,也不能担保我们一开场就胜利。这桩官司前后必须经过三审,对这样一件没有前例的案子,非用极冷静的头脑考虑不可。”

“噢!”上校很高傲的抬起头来,冷冷的回答:“万一失败了,我是知道怎么死的,可是要人陪我的。”

那时他全无老态,变了一个刚毅果敢的人,眼中燃着悲愤与报复的火焰。

代理人说:“或许咱们应当想法和解。”

“和解!”夏倍上校嚷道,“请问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?”

代理人说:“先生,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。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当作我自己的事。不久你就可以发觉我怎样关切你的处境,——那在司法界中几乎从无先例的。目前我先给你一个字条,你拿去见我的公证人,凭你的收据每十天向他支五十法郎。到这儿来拿钱对你不大得体。如果你真是夏倍上校,就根本用不着依靠谁。我给你的垫款是一种借贷的方式。你有产业可以收回,你是有钱的人。”

这最后一番体贴使老人眼泪都冒上来了。但尔维突然站起身子,因为当诉讼代理人的照例不应当流露感情;他进入办公室,回出来拿着一个开口的封套交给夏倍伯爵。可怜的人用手指一捻,觉得里头有两块金洋。

代理人说:“请你把文件的名称,存放的城与邦的名称,统统告诉我。”

上校逐一说明了,又把代理人写的地名校对一遍;然后一手拿起帽子,望着但尔维,伸出另外一只生满肉茧的手,声音很自然的说道:

“真的,先生,除了皇帝,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了!你真是一条好汉。”

代理人按了按上校的手,掌着灯把他直送到楼梯口。

“蒲加,”但尔维对他的首席帮办说,“我才听到的一桩故事,也许要我破费五百法郎。但即使上了当,赔了钱,我也不后悔,至少是看到了当代最了不得的戏子。”

上校走到街上一盏路灯底下,掏出代理人给的两枚二十法郎的钱瞧了一会。九年以来,这是他第一回看到金洋。

“这一下我可以抽雪茄了!”他心里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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